云九观点 | “强制”+“侮辱罪”=“强制侮辱罪”？ ——强制侮辱罪的认定及与侮辱罪的区别

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了强制猥亵、侮辱罪，这是一个选择性罪名，强制猥亵罪与强制侮辱罪既可以分别单独适用，也可以概括一并适用。其中，强制侮辱罪脱胎于1979年旧刑法第一百六十条规定的流氓罪，侮辱妇女系流氓罪规定的其中一种具体表现。

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一百六十条

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破坏公共秩序，情节恶劣的，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流氓集团的首要分子，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从立法技术及法律适用的角度来看，旧刑法对于所谓“流氓罪”的行为定义过于宽泛、规定内容较为杂乱，导致司法实践过程中对于该罪名的适用具有较强的随意性与混乱性。因此，在罪刑法定原则指导下的1997年新刑法中，采用五个独立罪名取代了流氓罪，其中就包括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三十七条

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犯前款罪的，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从法律条文本身来看，新刑法对于强制侮辱罪的罪状规定较为简明扼要，同时也未针对该罪名作出司法解释。因此，学界与实务界对于该罪名的理解仍然受到已失效的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当前办理流氓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观点的影响，但该司法解释具有较大的时代局限性，已不太适用于当前社会；同时盲目采用上述观点也会导致强制侮辱罪与侮辱罪适用界限不清的问题，例如，其中提到在公共场所偷剪妇女发辫以及向妇女身上涂抹污物的行为，在新刑法规定中似乎更符合侮辱罪构成要件。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当前办理流氓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

侮辱妇女，一般是指用淫秽下流的行为或暴力、胁迫的手段，侮辱、猥亵妇女（包括幼女）。

侮辱妇女情节恶劣构成流氓罪的，例如：

１、追逐、堵截妇女造成恶劣影响，或者结伙、持械追逐、堵截妇女的；

２、在公共场所多次偷剪妇女的发辫、衣服，向妇女身上泼洒腐蚀物，涂抹污物，或者在侮辱妇女时造成轻伤的；

３、在公共场所故意向妇女显露生殖器或者用生殖器顶擦妇女身体，屡教不改的；

４、用淫秽行为或暴力、胁迫的手段，侮辱、猥亵妇女多人，或人数虽少，后果严重的，以及在公共场所公开猥亵妇女引起公愤的。

总的来说，强制侮辱罪罪状规定较为简单、缺乏符合社会现实的司法解释指引，导致该罪认定标准并不明确，在司法认定中存在构成要件理解不清、与他罪界限不明等适用乱象，各地司法实践对本罪的认定尺度也不统一。因此，笔者想通过本文阐明对该罪构成要件的理解及其与《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规定的侮辱罪的区别，以期与各位读者探讨、交流。

1.本罪保护的法益 ► 

通说观点认为，强制侮辱罪保护的法益是妇女的性自主权及性羞耻感。笔者亦赞同这一观点：一方面，本罪被规定于《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而《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的正是侵犯妇女性自主权的强奸犯罪，从体系解释的角度来说，应当将本罪保护法益理解为与妇女性自主权相关的内容；另一方面，从本罪本身的规定来看，强制侮辱行为与强制猥亵行为被规定在同一罪名中，其保护的法益也应当理解为与强制猥亵罪保护法益具有一定相关性的内容。因此，对于本罪保护法益的理解，应当保持较为“限缩”的观点，理解为与妇女性自主权相关的内容，而不可望文生义、盲目扩大，将本罪保护法益理解为包含性羞耻感在内的妇女的人格尊严，否则将会导致本罪与《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规定的侮辱罪界限不明。

2.强制行为► 

本罪的法条对于强制行为的表述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与强奸罪中的表述基本相同，故通说观点认为对于本罪中“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应当与强奸罪中的“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做出相同的解释，即行为人必须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使他人不能反抗、难以反抗、不敢反抗、不知反抗的方法侮辱妇女，才可能构成本罪。

3.侮辱行为► 

结合本罪保护的法益可知，本罪所称的“侮辱”行为不能仅从字面意思上理解，并非所有的侮辱行为都能构成本罪，事实上只有与侵犯妇女性自主权、性羞耻感相关的“侮辱行为”才可能构成本罪。

长期以来，理论界与实务界对于本罪中侮辱行为的理解均受到旧刑法及司法解释的影响，存在范围过广的问题。但笔者认为，“侮辱行为”应当结合本罪保护的法益进行理解，即对妇女实施损害其正常的性感情、性观念的行为，这种侮辱行为与猥亵行为具有内在的实质同一性，在性质上应当具备较为明显的淫秽色彩，张明楷教授亦持此观点。对于向妇女身上涂抹污物的、偷剪妇女发辫的、以淫秽语言辱骂妇女的行为，都不应认定为本罪（但可能构成《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的侮辱罪或者第二百九十三条的寻衅滋事罪）。同时侮辱行为与强制行为还应当具有因果关系，只有使用强制手段使妇女不能或不敢反抗后实施的侵害妇女性自主权的侮辱行为，才可能认定为本罪。

4.主观心态► 

本罪的主观构成要件为直接故意，即行为人明知其行为会侵犯妇女的性自主权，仍然使用强制手段侮辱妇女，积极推动、促进法益侵害结果的发生。

关于构成本罪是否需要行为人出于追求性刺激、满足性欲望的主观动机及内心倾向，即本罪是否为倾向犯的问题，则存在争议。传统观点对此持肯定态度，认为要求本罪主观上具有刺激或者满足性欲的内心倾向，这有利于区分罪与非罪以及本罪与《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规定的侮辱罪的界限。近年来，也有诸多学者提出了反对观点，认为本罪并非倾向犯，成立本罪不需要上述内心倾向，该观点认为：一方面，从客观构成要件就可以实现罪与非罪、强制侮辱罪与侮辱罪的界分，无需借助主观内心倾向；另一方面，内心倾向难以认定，难免会导致在司法实践中过于依赖口供，还可能出现处理不公平的结果。

事实上，两种观点都认可行为人的行为带有追求性刺激、满足性欲望的色彩，倾向犯肯定说将这种心态单独予以重点强调，而倾向犯否定说则认为，“侮辱行为”中已经包含、体现“追求刺激、满足性欲”的性意图，无需单独列明。笔者认为，本罪的倾向犯与否之争并不影响本罪的认定，两种观点并不存在显著冲突。只要准确理解与认定客观构成要件，便足以实现区分罪与非罪、强制侮辱罪与侮辱罪的效果，因而无需借助内心倾向的认定。传统观点给出的这一理由或许仍是对于本罪构成要件理解不够清晰所导致的，但列明这一倾向也许能够对于司法实践给出更清晰明确的指引，避免将非罪行为犯罪化处理。

由于罪状规定简单、配套司法解释的缺乏，对于强制侮辱罪的构成要件理解并不统一，该罪的认定长期存在罪与非罪界限不清、将非犯罪行为犯罪化处理的情况，再加上该罪与侮辱罪行为外观存在一定的相似性，更加剧了本罪准确认定的困难，司法实践中甚至出现了“侮辱罪”+“强制”便构成“强制侮辱罪”的观点。对于强制侮辱罪构成要件的限缩解释及厘清该罪与侮辱罪的适用边界，绝不是单纯的刑法教义学概念辨析，而是罪刑法定原则在人身犯罪领域的具体实践，也是刑法对于女性权益全面保护时代命题的回应。

从旧刑法“口袋化”流氓罪的遗留问题，到新刑法中选择性罪名的演进，立法的迭代始终指向构成要件的明确性与刑罚权的克制性。倘若脱离“妇女的性自主权与性羞耻感”这一核心法益，将所有带有强制色彩的、具有侮辱性的行为均纳入本罪的规制范围，这不仅会消解刑法分则的逻辑体系，更会导致罪名适用的泛化与异化。司法实践中大量判例已经印证，只有紧密围绕构成要件、坚持主客观统一原则，才能做到相关罪名的准确适用。刑法的终极目的不仅在于惩罚和预防犯罪，更在于通过明确的规则指引社会行为、保障公民自由。只有始终坚持罪刑法定的底线、怀揣人权保障的初心，才能让每一份司法裁决都兼具法理精度和人文温度，让刑法既成为妇女权益的坚实护盾，也成为公民自由的可靠边界。